不惑者言－－梁发芾的博客

非税收入大幅增加是可怕的倒退

2012年04月28日  中国经营报  梁发芾

不久前，媒体报道说，今年第一季度税收增幅大幅下降，但非税收入已成为地方财政增收的主力军，对部分省份一季度财政增收贡献率达七成。

国家财政收入可以分为税收和非税收入。非税收入主要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彩票公益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等。

在发达国家，政府收入绝大多数是税收，非税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如本世纪初的美国，政府收入中税收占93.8%。中国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8.97万亿元，税收收入占比达86.5%，看起来税收处于绝对地位，但其实这个数字是不确实的。

去年仅土地出让收入就超过2.9万亿元，至于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各种政府基金以及国有自产经营收益等非税收入，据专家估计，可能高达财政总收入的40%。这就是说，在中国政府的收入结构中，税收虽然是最大的一块，但是仍然有庞大的非税收入存在。

国家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比的高低，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一，与国家通过国有资源和国有资产取得收入相比，通过税收取得收入，使得国家有求于社会，更有利于形成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第二，与国家通过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极不规范的方式取得收入相比，国家正规税收具有相对较高的规范性，其征收依据的法律层次更高，程序更为严格，因而政府取得收入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与此相反，如果

历史上政府财政增收的情色秘笈

2012年04月28日 新快报

　　梁发芾

　　中国历史上的政府，一般给人以道德捍卫者的形象示人。不过非常有趣的是，当政府的收入与道德的维护发生矛盾的时候，政府宁可将增收放到第一位而牺牲道德。

　　据说卖淫是最古老的职业，但是卖淫行为总是与道德不甚相容。但是，为了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就率先设立官办妓院，“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国家设立妓院，让妇女操皮肉生涯，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这显然是与社会道德风尚不相符的。

　　到了宋朝，政府“设法卖酒”，更是用情色为诱饵，刺激酒的消费以增加政府的卖酒收入。

　　距宋朝一千年前汉朝的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的时候，没有忘记将酒类也一并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显然，酒和食盐、铁器一样，都是人们生活中普遍需要，不可或缺的东西。因为重要，因为普遍，所以，它们不但缺少弹性，而且税基巨大。只要由政府控制了这些东西的生产或经营，高价售卖，不愁卖不出好价钱。但桑弘羊的专卖政策引起人们的强烈批评，作为让步，汉朝政府取消了对酒的专卖，允许民间自行生产和销售，政府只收取一定的税收。

　　到了宋朝，自由酿酒的政策改变了。宋朝在对食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继续实行专卖的同时，将酒类也纳入专卖（当时叫榷酤）体系。宋朝的榷酤法是：在各州的城内设置机关，专门从事酿酒业务，而在人口少，消费量少，利润稀薄、管理复杂的乡下，则允许百姓自行酿制，每年收取一定的酒税。除了垄断经营外，政府还创设新的方法，就是垄断酒曲的生产与销售，高

官满为患的历史轮回

2012年4月21日 新快报  梁发芾：

民主人士黄炎培，认为中国历史的王朝，“其兴也勃焉，也亡也忽焉”，总结出有名的王朝兴衰周期率。

这个历史周期率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也被另外的历史学家关注，并总结为王朝中期赋税暴增、官吏暴增等规律。当然，此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规律是，王朝皇亲国戚和天潢贵胄人数的暴增。而一旦赋税、官吏和天潢贵胄暴增，其结果必然是人们负担的暴增。不堪重负的王朝不能维持，就倒台完蛋了。一个新的王朝在旧王朝的废墟上重新建立，重新演绎旧王朝“其兴也勃焉，也亡也忽焉”的悲喜剧。

历史上“官满为患”的王朝，最典型的当属宋元明。北宋建立不久，冗官就已经成为一大包袱。司马光就说，他那时的官吏已经是北宋最初建立时的十倍，而这时候距北宋建立才100年。到了南宋，冗官更为严重。有人说，北宋时期以320余郡的财赋，供养一万多人的文官，而到了南宋，则以国土沦丧后的100余郡的财赋，供养二万四千多官员。和宋朝一样，明朝也经历了官员人数由少到多的膨胀历程，到了明朝中后期，文武官员的人数比起开国之初增加4-8倍。

官多了，养官的费用就多了，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自然多了。北宋大臣韩忠彦在元丰时给皇帝上书说：“今岁出之数，多于所入，故国计不足。臣窃计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费，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选吏胥之数则又过之。”宋朝的元丰年间距离皇祐年间，时间过去是二三十年，而朝廷用于养活百官宗室的费用，已增加了一倍；元丰距离景德也不过80年，养官费用却增加了4倍。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期，大臣张克公也说

权力通吃导致官满为患

中国经营报  作者：梁发芾

　　近日媒体消息指出，国务院88个单位，统计结果显示有29个单位副部长超出标准，总共超标高达52人。其中发改委超出规定6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5人。

　　国务院部委副部长大量超编，司局长处长们大概也不会例外。而在地方上，一个县有十几位副县长，一个局有十多位副局长的，早不是新鲜事。官员在增加，普通公务员队伍也在膨胀。今年两会上，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说，4年来，每年公务员增加100万人。虽然国家公务员局认为此说法不实，但是难消人们疑虑。显然，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官满为患”的境地了。

　　官员超编，看得见的问题是增加俸禄，浪费国帑。增加一个副部长，国家不但要增加俸禄，福利，保健的支出，还有相应增加住房，办公设施，小车，司机，秘书，以及其他后勤服务的费用。增加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开支，虽然和副部长相比少一些，但是，普通公务员每年增加的人数庞大，因而增加的行政成本，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中国财政总支出中，行政管理成本几近五分之一。以2006年为例，当年中国行政成本占总支出比例为18.73%，而日本仅为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6.5%、加拿大7.1%、美国9.9%。中国高达二成的行政成本中，大多数就是用于养官的。 在很多地方，政府和官员明确地说，当地财政就是“吃饭财政”，财政收入是为了吃饭，财政支出也用于吃饭。所谓“吃饭财政”，就是养活干部的财政。

　　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官满为患，还有更大的隐性问题，这就是官员太多导致的争权夺利，扯皮内

减免间接税就是“增加直接税比重”

2012年04月09日新快报 梁发芾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说，鉴于当前我国流转环节的税收占比偏大，所得税对应的直接税占比相对偏小，下一步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增加直接税的比重。

　　中国目前的税收结构中，间接税的比重达到70%左右，是完全以间接税为主的。为什么要将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转变为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呢？因为直接税有其优点。这种优点是，第一，透明性强，税收归宿清楚，不易转嫁。这个特点，增加了人们的税收敏感性，有利于培养纳税人权利意识，有利于监督政府更好地用税；第二个优点是，现代直接税一般是累进税，累进税更为公平，更有利于政府进行收入分配的调节，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为了更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更有利于监督政府公正而廉洁高效地使用税款，将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逐步改为直接税为主，应该是税改的方向之一。

　　从历史上看，直接税的透明性是与生俱来的，而直接税的累进性，则是后来形成的，并未一开始就是如此。

　　中国古代的税收，主要是人头税。人头税自然是直接税。从秦汉的算赋口钱，到隋唐的租庸调制，总的来说是人头税。那时候，7岁到14岁的儿童，要缴纳口钱。口钱的数量一直有变动，汉武帝曾经将征收口钱的年龄提前到三岁。到14岁以后，就要缴纳算赋，每人每年的算赋，汉朝基本是120钱。人头税制度在汉末以后就发生变化，变成了后来的租庸调制。但仍然是变相的人头税。比如租，每个成年人实际占有的土地或许不同，但纳税义务是一样的，所以，那不是土地税，而是人头税。人头税性质的赋税，是一种高度累退的赋税，人均一份，不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

人大必须有实质性预算权

2012年03月31日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梁发芾

　　3月26日出版的《财经》杂志《预算报告反对票创纪录显预算改革迫切》一文，形象地展示了全国人大会议上 ，预算草案审议遭遇的尴尬。

　　报道透露，3月13日上午9时许，某省代表团审议年度预算报告等三个决议草案时，三分之一的代表没有出席。只有一位女代表简短的发言表示，大家别无意见，于是散会。在另外一个省的讨论会上，依次审议了包括预算报告等决议草案在内的10份会议文件，只用了短短约18分钟。整个审议过程中，没有一位代表发言。为什么无人发表意见呢？代表们认为，提意见也没用。原来，在全国人大最近十年的预算审议中，预算的编制单位财政部从未因为人大代表的审议意见而更改过预算报告中的任何一个数字。预算审议完全是走形式，代表们何必徒费口舌？

　　预算审议权本来是议会最为重要的权力之一。但是，从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预算案的情况表明，人大预算权确确实实徒有虚名。那么，议会（中国的人大也是议会）的预算权到底是什么样子？让我们看看现代预算制度之母英国的情况吧。

　　英国的预算制度和议会预算权的形成，经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从那时候起，就逐步形成未经人民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的原则。议会制度和预算制度，就是在限制王权尤其国王的征税权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1340年英法战争期间，议会制定法律，规定议会所通过的金钱花费，只能用于议会所同意的事项，为此还选出财务委员会审查国王的开支。1407年，亨利四世批准平民院提出的两项

减税乃当务之急

 梁发芾  2012年03月23日 ：中国经营报  

在经济发展，税收大幅度增加的背景下，进行结构性减税的时机不但已经非常成熟，而且时不我待。

结构性减税从去年即已开始，其主要内容是，个人所得税提高了免征额，调整了税率和税档；在上海进行“增值税扩围”的试点；调高了小微企业营业税、增值税的起征点；在上海和重庆还进行了房产税的试点；资源税由从量税到从价税的改革也在进行。从效果看，纳税人的税负是有升有降的。个税免征额和小微企业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的提高，减轻了纳税人的税负；营业税转增值税的改革，使一些企业减少重复纳税，税负降低了，但也有些行业和企业的税负反而增加了；而房产税和资源税的改革，则无不增加纳税人的税负。所以说，从目前这些减税的动作来说，是有增有减，总体上可能增比减多，显然还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减税的期待。

减税的力度要大，范围要广，我以为重点应该从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入手。这三大税种，占税收总额半壁江山还多。作为商品税，这些税无不进入价格，主要由终端消费者承担。而商品税作为一种普遍覆盖的比例税，具有严重的累退性，尤其生活必需品中暗含的商品税，对于低收入者来说，有雪上加霜的效应，极不公平，与量能负担的税收原则完全相悖。当然，除了终端消费者，企业经营者也最终分担了一部分商品税，这些重税对于生产经营带来严重制约。因此，无论从减轻企业负担的角度，还是减轻消费者负担，释放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说，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减税，都是当务之急。

商品税的减税，应该从两个

古来皇帝也减税

梁发芾

随着财政收入的巨额增加，减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减税的事呢？

古代皇帝也有减税的事。说起皇帝减税，还得从汉朝的皇帝说起。

汉高祖、汉惠帝及汉文帝基本实行十五税一的田租率，这个税收并不重。文帝时期，还两次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实际税率是三十税一。在前元13年(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免除了一年的田租。汉景帝即位后，实行“三十而税一”的税率，从此，“三十税一”便成为两汉田租的定制。三十税一，也就是3.3%的税率，属于轻税。但汉朝人头税比较沉重，每个成年人每年负担120钱的算赋，汉文帝也将算赋由120钱减为40钱。汉朝早期的减税政策，体现与民休息的治理原则，带来了“文景之治”。

隋文帝的减税也值得一说。开皇9年，隋文帝征服南方后，免除江南10年的田租徭役；开皇12年，免河北河东三分之一的田租。隋文帝还取消了“入市之税”，提高了丁男丁女服役的年龄，并缩减了户调的额度。到了唐朝，太宗李世民力主轻徭薄赋，把租额由以前的每百亩3石减为2石。唐太宗在位时期，共实行过一年的全国性赋役蠲免和12次地区性的租调减免。与李世民的减税相连的是“贞观之治”。

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也与大规模的减税分不开。康熙49年，康熙皇帝谕告户部，从第2年开始，在3年时间内普免全国一年钱粮，其减税力度是，将应征地亩银共722万余两，应征人丁银共115万余两全部免除，并将历年来118万余两积欠也一应免征。乾隆皇帝在他漫长的皇帝生涯中，不但多次大规模地按地区蠲减各处正额租赋，而且还于乾隆

清末议员怎样审预算

新快报　　发表时间：2012-03-17

梁发芾

两会已经闭幕，对于预算案的表决结果是：赞成2291票，反对438票，弃权131票。反对比例达15.3%，是十年来最高的一次。这或许说明，我们的人大代表，已经逐渐学会运用手中的表决器表达对预算案的态度。

说到代表们审议预算草案的事，这里不妨说说中国刚刚建立预算案的时候，“议员们”是怎么做的。

清末预备立宪，中央设立资政院，地方设立咨议局。资政院和咨议局，都是将来议会的雏形，具有审议和批准预算的权力。

清末政权风雨飘摇，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的督抚们都主张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立宪派希图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预算制度，约束政府的收支，而督抚们则希望通过预算制度解决迫在眉睫的各种财政问题。中国现代预算制度在这种大致的共识中，诞生了。

虽然在大致的共识中清政府决定试办宣统三年预算，但是当预算制度真的运转起来的时候，围绕预算案却烽烟四起。各省督抚期望以预算制度解决财政危机，而资政院和咨议局却拒绝做橡皮图章。所以，对于审议和批准这项权力，议员们摩拳擦掌，志在必得，也志在必行，在议决预算的时候，议员们认真审议，削减支出，并不留情。那些呼吁和支持建立预算制度的督抚们，恍然大悟，知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当资政院审核预算时，发现收支差距巨大，赤字严重，不得不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减，尤其对陆军部军费和邮传部经费，删减达6500万两。督抚们无缘置喙预算案，焦躁不安，反对之声甚嚣尘上。资政院将直隶兵营经费删削40万两后，提督姜桂题干脆

中国古代的“行”不是行会

2012年03月03日 新快报  梁发芾

以前读中国经济史著作，发现有些书将中国宋明时期城市出现的“行”，一概叫做“行会”。而我们知道，在欧洲历史上，确有行会组织。那么，中国历史上城市的行，与欧洲历史上的行会，是一回事吗？能用欧洲历史上的行会的概念，指代中国历史上的行吗？

近日读高寿仙先生的论文《“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宋代的“团行”和明代的“铺行”的性质与功能》，顿觉豁然开朗，弄明白了这个萦绕多年的问题。

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名家，如全汉升，在其经典著作《中国行会制度史》中，将历史上的“行”直接就叫做“行会”。此说法被后来历史学家普遍接受，如研究明朝城市的专家韩大成在其著作《明代城市研究》一书中，将城市的“行”，直接叫做“行会”。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记载中，根本就没有“行会”这种说法。“行会”这个词语，是中文对英语“gild”的意译词，而这个词也曾经音译为“基尔特”，指的是欧中中世纪城市手工业者或商人之间形成的同业组织。其功能有非常明确的两点，一是享有垄断特权，以此来对抗外来的竞争，二是对内实行管理和监督，以避免内部竞争。这种组织是工匠的自治组织，根本目的是保护行内成员的利益。

那么，中国历史上城市的“行”，其功能和作用是什么？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吗？

按照高寿仙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行”，从来就不是手工业者或商人的自治组织，也从来不享有垄断权以对抗外来竞争，也没有内部管理权以降低内部竞争。中国宋朝和明朝城市出现的所谓“行”，是官府为了差派徭役负担而强制设置的一种组织，它只对政府负责，也为政府服务，根本不会也没有能力去维护行内经营者的权利。